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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

2020-04-01 21:21 作者:宋诗婷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他的作品和个性契合了当下的“时代情绪”,这是生前意在“偷偷写作”的作者本人万万预料不到的。

“我是一九二零年生的。三月五日。按阴历算,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这是一个吉祥的日子。”汪曾祺在《自报家门》里写自己的出生。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

汪曾祺一生没有一部长篇小说,有的只是写意的故事,和零零碎碎纠缠于生活细枝末节的众多散文小品。在反思“文革”的八十年代,他写出了《受戒》《异秉》这样风俗画式的清淡作品,美学毋庸置疑,但叙事能力和思想性的评论标准曾限制了他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他对此早有自知之明:“写不出来大作品,写不出来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自我剖析时,汪曾祺一定不会想到,在去世多年之后,他的这份“小”反而成了某种时代情绪,紧紧地抓住了当下读者的目光。

在中国,很少有作家像汪曾祺一样,以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文体,400多万字,穷尽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仅以作品完成了自我和家乡的书写。

从民国时的高邮,到战乱时的西南联大,到失意的上海、被放逐的张家口,再到新时代的北京。他写故乡的水和寺庙,大街上的手艺人,写西南联大时期苦中作乐的生活。戏曲要谈,花鸟鱼虫要谈。写作是个严肃的话题,当然也要谈。

学者季红真曾评价汪曾祺,说他是“文化史的宠儿”。“文化史”不仅包含汪曾祺所经历的新旧交替的时代,同样包含当下对于汪曾祺的重新发现。这份“发现”里有对美、人情和现代性的追求,也有断裂传统与过去的神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阅读汪曾祺,何尝不是在阅读我们所处的时代。

重新发现汪曾祺

今天,汪曾祺前所未有地受到追捧。他的作品和个性契合了当下的“时代情绪”,这是生前意在“偷偷写作”的作者本人万万预料不到的。

高邮这座苏北小县城只在汪曾祺的生命里驻留过19年,却成为他一生小说和散文创作的主要叙述对象。风俗、人情、地貌,手艺人、读书人、作恶的人,读他的作品,我以为自己看尽了整个高邮城。

事实上,汪曾祺的世界比我想象中小得多。

刚到高邮,当地研究汪曾祺的名人姚维儒就给了我两张地图,一张是手绘的,一张是电脑绘制,后者的商铺信息更全。“从汪家大宅往东北走是他文章里写到的文游台,往西就是去五小上学的路。《异秉》里做熏烧的王二、保全堂,《岁寒三友》里的陶家的鞭炮店,《故人往事》里的戴车匠……两公里不到,汪曾祺文章里写到的大部分人和事都在这个范围里。”

我拿着地图一一对照,的确,这个“不会虚构”的作家几乎把每个街坊邻居都写在作品里了,这个不大的世界被他掰开了,揉碎了,穷尽了。

然而,地图里的繁华几乎都不在了,1981年的汪曾祺已经很难在这条路上重温他书中的景象,今天的我和众多来寻访汪曾祺足迹的人更不能。

但还是得走走。

这条路的三个重要坐标是文游台、汪家大宅和如今已搬迁的县立第五小学。这三个坐标恰巧构成了汪曾祺的知识谱系。

边缘作家

1980年,好友林斤澜将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异秉》推荐给南京的文学杂志《雨花》。稿件一去两三个月,毫无回音。后来才知道,在编辑会上,稿件没有通过。因为有的编辑认为,“如果发表这个稿子,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好发了”。

晚三个月写成的《受戒》时运稍好。在完稿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是一份“地下读物”,只在汪曾祺供职的北京京剧团内部和少数朋友间传阅。“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尽管汪曾祺内心这样认为,但他与所有刚刚重获自由的知识分子一样噤若寒蝉,不认为“一个小和尚谈恋爱的故事”能被主流所接受。

一次北京市文化局系统召开的各单位党员干部座谈会上,同事杨毓珉偶然谈起了《受戒》,在场的《北京文学》编辑李清泉相当感兴趣,非要把小说要来看看。汪曾祺一直与《北京文学》有来往,不好拒绝,就把《受戒》交了出去,并附短柬:“发表这样的作品是需要勇气的。”

李清泉当然能嗅到风险,但还是主张刊发这篇小说。安全起见,《受戒》被安排在四条位置,前面排版的是符合主流审美的其他作品。可能还是心虚,那期《北京文学》还在杂志末尾发了一篇《编余漫话》,文章东拉西扯了几件事,但核心要义是为《受戒》背书。“我们争取尽可能高的思想性,当然我们也就积极主张文学的教育作用。这一点我们希望取得作者的有力配合。但除此之外,我们也还赞同文学的美感作用和认识作用。缘于此,我们在较宽的范围内选发了某些作品。很可能会受到指斥,有的作者自己也说,发表它是需要胆量的。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和胆量问题结合得这样紧,常常是用胆大和胆小来进行评价,这是不利于正确阐明问题的。”

《受戒》在忐忑中发表了,一见刊就在文化圈引起了不小的讨论。这让早早收到《异秉》的《雨花》杂志主编叶至诚很懊恼,他赶紧将这篇小说排发,副主编高晓声也附上了一段《编者附语》:“‘异秉’这个词,一般读者会有些陌生,所以作者在文中解释说,就是‘与众不同’。这很有意思,我们写小说,也应该力求‘与众不同’,否则也不能叫‘创作’。”

《受戒》与《异秉》之后,汪曾祺几篇讲述高邮故事的小说接连发表,文化界评论他作品的人有,但声量不大。

“当时,汪曾祺的作品是很边缘的。”1982年,现任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特聘教授的季红真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北京作协召开四位北京作家的研讨会,她参与会议,并针对汪曾祺的小说作了发言。

发言中,季红真提到汪曾祺似乎对知识分子有偏爱,写得没有像市民人物那样鲜活丰满。这个观点被在场一个已经成名的批评家援引,对汪曾祺展开了严厉的批评。“汪先生气得满脸涨红,憋足了力气只说出一句话——我只是写了我的一些朋友!”

“当时,无论是批评还是表扬,受的都是苏俄文学的影响,事实上没有合适的评价体系来批评汪曾祺的作品。”季红真回忆。

评论界不知如何对待汪曾祺的作品,在那个伤痕文学、“意识流”小说受追捧的年代,普通读者也不知如何阅读他。甚至在高邮,也不止一个人向我提及,虽然汪曾祺笔下写的都是故乡高邮,但80年代初,本地知道他的人也不多。

在向我回忆汪曾祺第一次回高邮的经过时,前高邮文联驻会主席陈其昌觉得,“确实做得有些不周到”。1981年,汪曾祺受高邮市政府邀请,回到阔别42年的故乡。当时在高邮县委宣传部任职的陆建华牵了头,因为与汪曾祺同父异母的弟弟汪海珊是中学同班同学,他比多数人更早读到汪曾祺,并有书信往来。在《汪曾祺的回乡之路》里,陆建华提到,要促成汪曾祺回乡,“作家”的身份还不够,他想了个充足的理由:“家喻户晓的《沙家浜》的作者,就是汪曾祺。”

汪曾祺的第一次回乡相当低调,甚至在南京中转时的住宿费都是自掏腰包的。官方活动不多,最重要的一场就是在百花书场的讲座。

原《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当时还在兴化教书,他跑去听过讲座。活动当天,王干早上5点半出发,先乘船,再步行12里路,换汽车,终于在下午2点讲座开始前赶到了现场。但像王干这样热烈的文学青年实在是少数,百花书场200多平米的场地站了100多人,其中有高邮政府的人,一些本地文化圈的,部分文学青年,还有很多压根没看过汪曾祺作品的老老少少。“他们是来看《沙家浜》的作者的。”王干说,那次讲座后,他很快写了一篇汪曾祺作品评论,投稿到《文学评论》杂志,受到编辑肯定。但文章发表已经是三年之后的事了,“毕竟在当时,汪曾祺还不是什么有流量的作家,拖一拖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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